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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人精神与教育使命

来源:网络资源 文章作者:奥数网整理 2018-11-18 11:07:29

  中国古代,读书人被统称为“士”。今天的读书人,有许多被称为知识分子,他们所受的教育,绝大部分来自学校课堂。教育家梅贻琦曾说:“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,溯其源流,实自西洋移植而来,顾制度为一事,而精神又为一事。”

  中国历史上曾有太学、国子监、书院等教育机构,或为官办或为私塾,性质不同。但正如《学记》所言,“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;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”,根本的目标都是影响人、塑造人。明代学者黄宗羲曾在其《明夷待访录·学校》篇中明确提出,“学校,所以养士也”。那么,“士”指什么样的人,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和条件呢?

  一个人有资格被称为“士”,首先要把“求道”“向道”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,正所谓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。如果没有将“道”作为根本目标,其他的学习内容就不过是末节之术,这个人充其量只是承载知识和信息的工具而已。

  古人说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读书究竟“高”在哪里?真正的“高”不是地位和财富,而是德行和精神境界,真正的高是能够“三年学,不至于谷”,可以“从其大体为大人”。冰心曾说,“中国现代不缺少知识分子,缺少的是‘士’”,人们看重读书人、仰慕读书人,正是因为他们活出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人格。

  除了“志于道”的方向感,士人精神的第二层面意味着一种坚定的使命感。曾子有言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传统教育理想一以贯之的是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,以孔孟为例,他们放弃锦衣玉食,以“仁”为己任。士人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,在于他们把“仁”和“道”作为自己的基本品格。士没有恒产,他们不代表经济力量,而是“知识劳动者”。然而,他们最可贵的是“恒心”,是孟夫子所说的“穷不失义,达不离道”“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,唯士为能”。

  理想的教育,应该熏陶出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风骨气象——其外是一种儒雅之气、洒脱之气,其内则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。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,特别要求学生要“运用自己的思想”,养成“不肯盲从的习惯”;陈寅恪也曾说,大学中人“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、批评态度”;黄宗羲之所以说学校应该“养士”,也缘于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,更是探讨社会问题的地方。

  教育者承担的责任是多重的,他们不仅有对学生的责任,更有对整个社会的责任。傅斯年先生曾批评学界太懒:“青年心中的问题,不给他一个解答;时代造成的困惑,不指示一条坦途。”他也曾满心忧虑:“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,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,堕落民德为尤巨。”

  君子不器,教育者先要树立自己应有的德行,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。学者李济曾对其学生张光直说:“每一个中国人,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,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。”颜元曾告诫读书人,“要为转世之人,不要为世转之人”。顾颉刚在1919年也表达过这样的一种忧虑:“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,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?”

  这些反思和追问是沉重而真切的,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,我们依然渴望看到士人精神被重新唤醒并回归教育。可以说,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希望,更是年轻学子的希望,是国家发展和强大的希望所在。

  (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)

  《中国教师报》2018年11月14日第16版 版名: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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