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人精神与教育使命

　　中国古代，读书人被统称为“士”。今天的读书人，有许多被称为知识分子，他们所受的教育，绝大部分来自学校课堂。教育家梅贻琦曾说：“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，溯其源流，实自西洋移植而来，顾制度为一事，而精神又为一事。”

　　中国历史上曾有太学、国子监、书院等教育机构，或为官办或为私塾，性质不同。但正如《学记》所言，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；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”，根本的目标都是影响人、塑造人。明代学者黄宗羲曾在其《明夷待访录·学校》篇中明确提出，“学校，所以养士也”。那么，“士”指什么样的人，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和条件呢？

　　一个人有资格被称为“士”，首先要把“求道”“向道”作为自己的第一追求，正所谓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如果没有将“道”作为根本目标，其他的学习内容就不过是末节之术，这个人充其量只是承载知识和信息的工具而已。

　　古人说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读书究竟“高”在哪里？真正的“高”不是地位和财富，而是德行和精神境界，真正的高是能够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”，可以“从其大体为大人”。冰心曾说，“中国现代不缺少知识分子，缺少的是‘士’”，人们看重读书人、仰慕读书人，正是因为他们活出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人格。

　　除了“志于道”的方向感，士人精神的第二层面意味着一种坚定的使命感。曾子有言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传统教育理想一以贯之的是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，以孔孟为例，他们放弃锦衣玉食，以“仁”为己任。士人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，在于他们把“仁”和“道”作为自己的基本品格。士没有恒产，他们不代表经济力量，而是“知识劳动者”。然而，他们最可贵的是“恒心”，是孟夫子所说的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“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，唯士为能”。

　　理想的教育，应该熏陶出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风骨气象——其外是一种儒雅之气、洒脱之气，其内则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。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，特别要求学生要“运用自己的思想”，养成“不肯盲从的习惯”；陈寅恪也曾说，大学中人“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、批评态度”；黄宗羲之所以说学校应该“养士”，也缘于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，更是探讨社会问题的地方。

　　教育者承担的责任是多重的，他们不仅有对学生的责任，更有对整个社会的责任。傅斯年先生曾批评学界太懒：“青年心中的问题，不给他一个解答；时代造成的困惑，不指示一条坦途。”他也曾满心忧虑：“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，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，堕落民德为尤巨。”

　　君子不器，教育者先要树立自己应有的德行，学为人师、行为世范。学者李济曾对其学生张光直说：“每一个中国人，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，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。”颜元曾告诫读书人，“要为转世之人，不要为世转之人”。顾颉刚在1919年也表达过这样的一种忧虑：“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，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？”

　　这些反思和追问是沉重而真切的，同样适用于当今时代，我们依然渴望看到士人精神被重新唤醒并回归教育。可以说，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希望，更是年轻学子的希望，是国家发展和强大的希望所在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）

　　《中国教师报》2018年11月14日第16版 版名：文化